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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花40多万买保健品的退休女教授,说出了很多“父母的心里话” 退休教授黄勤结合自身经历,出书对老年保健用品的实用性和虚高的价格提出质疑。她说,做这件事不光是要告诉老年人,怎么对待保健品;也想提醒,这个社会该怎么对待老人,子女怎么对待老人。 黄勤,退休前,她是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,曾花40多万元购买保健品和保健器械。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摄 文|新京报记者安钟汝 编辑|胡杰 校对|陆爱英 ►本文全文共4290字,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黄勤87岁,20年前,她是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,退休后,回广州养老。 她居住的小区位于繁华的广州大道,北傍珠江,距离广州标志建筑广州塔只有不到一公里路程。小区的一名业主说,“这个小区住的不是富商,就是高级知识分子”。 白天,儿女们都上班了,黄勤坐在宽阔的落地窗前,窗外,是繁华的珠江江景。偶尔透过窗户的缝隙,飘进来模糊的汽笛声。 通常,她的日子是这样度过的:坐在窗前“看看书,弹弹琴,偶尔带着小狗出去遛遛。” 她头发全白,除了耳朵有些背,背有点驼,身体还是不错,步履稳当。 她会用微信,能上网浏览新闻,阅读评论。 最近,她看的最多的是网上关于她的新闻,以及网友对她的评论。 2014年,她出版了《心理健康活百岁》一书,书中结合她自己的经历,对老年保健用品的实用性和虚高的价格提出了质疑。她自己承认,此前曾买过40多万元的保健品和保健器械。 媒体采访她,把她当成反对老年保健用品的斗士。她成了网红。 “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干的事了,有人说我好,也有人骂我蠢货!” 有人说她好,是因为她敢站出来对保健用品说不,有网友评论说,“一个快90岁的人,能这样理智地面对保健用品,不简单。” 有人说她蠢,是因为“作为一个高级知识份子,钱多人傻,居然上过当受过骗。” 黄勤说,她高价买保健品,是因为她也是一个老人,同样有对死亡的恐惧。她敢说出来,因为虽然老了,但还是个知识分子,有站出来为老年人说话的冲动。 5月20日,黄勤谈了她买保健用品的经历,她的书,她所理解的老年人生死观和健康观。 以下为黄勤口述。 黄勤和她出的书。 “有些老人把保健品藏在床底下” 我买保健品和保健用的医疗器械,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。 最初,是因为我得了糖尿病,着急,希望早点好起来。 这时候,听说一个培训班教一种治疗方案,说用了这个方案,可以48个月不吃药,血糖稳定在正常值以内。 培训班开在一个酒店里,到酒店住一个月,几乎不给吃饭,第一个礼拜吃一点点饭,第二个礼拜,只让吃青菜,又一个礼拜,青菜也不让吃了,只让喝青菜汁,每天喝七杯。培训班结束,开始推销东西了,卖给我们保健药物,还有洗蔬菜的机器,说用这个机器洗了的青菜就没有农药了。那次加起来,花了一两万吧。 2010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,我花费的钱最多。2010年,我老伴得了胰腺癌去世了。这对我打击很大,我怕我也会得癌症。因为我老伴的几个长辈都是得癌症去世的,我的一个亲人也得了癌症。我担心,我身上也有癌症基因,这加深了我对死亡的恐惧。 那段时间,我买了一台箱子一样的频谱治疗器,花了六万元;一架按摩床,花了一万多元;一台红外线足部治疗仪,花了三千多;一个负离子发生器,花了一千多;一个腿部按摩椅,花了四千多;一个捶背的机器,花了一千多…… 这些东西,加上之前的,不止四十万吧。 那段时间,对身体的任何不适都很在意,都想快点好。为了调理身体,治疗失眠,我还炖过孔雀。一个公司说他们养的蓝孔雀能治疗失眠,我就交了两万块钱,当作入股,他们定期给我送一只孔雀,我炖了吃。 我的事情大家知道以后,有人在网上骂我蠢货,说我是钱多人傻。 其实,在保健品面前,很多老人是经不住诱惑的。 我上了新闻后,一些年轻人找到我,抱怨对父母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。 有个年轻人说,她父母的房子总是关着,不允许她进去,后来她找机会进去一看,里面堆得全是保健品和保健器械,有些贵重的,藏在床底下。后来,有推销保健品和保健器械的上门,她就把他们骂了出去,她的父母眼巴巴的看着孩子的行为,委屈得眼里含着泪。 我想说,买保健品和有文化没文化没有关系,不理解,是因为你们还没有老去,我们只是想给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,做没做完的事,过点没有来得及过的生活。 中老年人排队领取保健品。图片来自网络 只是想晚年好好活一下 我和丈夫结婚50多年了,退休前,一起在浙江大学搞心理学,他一生致力研究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心理学思想,我也一直是他学术上的助手,我平时都叫他先生。他生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结集出版。 我希望自己完成先生的遗愿。其实先生在生病的的时候,也是希望多给自己争取一点点时间,做完没做的事情。所以他也用过保健品,我记得我们用过一种蚯蚓提取物的东西,说是能抗癌。 有文化的人也许更迷恋保健品,更希望多活几年,因为活下去,利用自己脑子里的知识,还想多做点事情。 另外,就是我们这代人,包括现在五六十岁的人,以前都吃了不少苦。我经历过大跃进、大饥荒、文革,记忆最深刻的就是1959年到1961年,我们在学校教书,那时候没有饭吃,教学工作都停了,为了填饱肚子,找来甘蔗渣,磨成粉,和米粉拌在一起做成糕。米饭不够吃,就发明双蒸饭,蒸了一次,再蒸一次,看起来多一些,肚子没饱,心理上是饱了。文革时,因为我们是搞心理学的,认为是唯心主义,挨了不少批。这一辈子,年轻的时候,几乎没有消停过。 在老年人心中,有个黄金十年,就是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。老年人认为,六十岁之前,没有退休,总是在忙,为子女忙,为父母忙,没有享受过一天生活,没有为自己活过。再过十年,就又老了,走也走不动了,就更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了。所以,他们希望把握好这个黄金十年,身体好的想利用这个黄金十年好好为自己活着,就愿意在保健上花钱,身体不好的老人,就更依赖保健品,拼命把握住这个十年。 年轻人知道保健品不是灵丹妙药,我们老年人,活得比你们长,吃的亏比你们多,难道我们不知道? 但是,明明知道很多保健品或者保健器械并不像传说中的立竿见影,很多老年人也吃过亏,但下一次还是要买。因为我们总是想着,这东西万一有效了呢?就算无效,吃不死,就当中药吃吧。 “很多老人知道保健品的猫腻,但就是愿意” 我现在质疑保健用品,并不是认为保健用品就一无是处,是在骗人。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,老百姓注重疾病预防,医疗和保健。保健用品就有了市场了。我购买保健品和保健器材十几年了,自己感觉,有些是有效果的,比如我耳背,一种保健药物,用了对耳朵确实有好处,我现在还在用。但总体来说,它们的作用不值那么多钱。后来,遇到一些夸大其辞的,说自己的产品上过太空,药到病除,说自己的产品某中央首长用过,这让我越来越警觉,越来越反感。我认为,品质优良,效果明显,价格适中的保健品是可以接受的,还有一些保健器材也可以使用,但不要太滥。 那个六万块的频谱治疗器,后来我了解到,成本价2万,批发价3万,卖给我就翻了一倍,我拿来洗桑拿了。 黄勤花6万元购买的频谱治疗器。 孔雀吧,不知道有没有作用,炖着吃和鸡差不多。 培训班学习来的那个吃青菜的方案,回到家发现不实用,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,弄那么多蔬菜,榨那么多汁?比如那个吃青菜的方法,刚吃的时候,脂肪肝逆转了,血糖也下去了,但你不可能一辈子那样吃。 那台两万多的按摩床,不好用,放家里碍事,就堆在出租屋里了。 但是,我却很喜欢一些卖保健品的小孩。我私下里和他们关系很好。为什么?因为他们愿意和我说话,前前后后叫我奶奶。 很多老年人知道这是保健品公司的推销手段,打的亲情牌,但就是愿意,就是拒绝不了。 有一次,一个推销冬虫夏草含片的经理,组织一百多个老人,做了一场报告,我也参加了。这名女经理讲起她和自己母亲的故事,讲得在场的老太太和她一起哭。这名女经理哭着说,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,说完这句话,她扑通跪在了讲台上,说自己母亲不在了,就把在座的当成自己的母亲来孝敬。很多老太太上台拥抱她,给她送纸巾。最后,这个女经理签了一百多个订单,一个五千元。” 你想想,现在有多少孩子,愿意为自己的父母流泪下跪,懂得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这个道理? 去年,我中风住院,每天都有年轻人去看我,都是卖保健品的小姑娘小伙子,他们到医院给我送吃的送喝的,照顾我,连内裤都帮我洗了。 邻病床的老太太羡慕得不行,“黄老师,你真幸福,这么多人疼你。” 你说面对这些孩子,甜甜得叫你奶奶,你怎么好意思不买。他们也是为了挣一口饭吃,不容易。 我女儿也劝过我,不要理睬那些卖保健用品的,他们只是为了利用老人挣钱。我告诉女儿,这么老了,还有人愿意利用,不挺好吗。利用你的时候,起码愿意搭理你。现在,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搭理老人了。 我有时候在家,就喜欢问儿女们一些问题,儿女们总说,“给你讲你也不知道,带你去路又太远。” 孙子周末来看我,一进门喊了一声“奶奶好”,就开始玩手机,走的时候叫一声“奶奶再见”,就离开了。我说孙子,“给奶奶说说话嘛”,孙子说“说什么呢。”唉,都没话说了。 没人理你的时候,上来一群小伙子小姑娘,一个奶奶又一个奶奶的叫,你不心软?! 很多老人知道保健品的猫腻,但就是愿意,掏钱买热闹、买情感依托啊。 “别让保健品对老人二次伤害” 直到2014年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完全把时间荒废到这上面了,就收心了,与其恐惧死亡,不如面对,好好珍惜当下的时间,做些有用的事情。 我又捡起了心理学,整理出版了丈夫的研究成果,把丈夫的80万遗产捐给了浙江大学,成立了一个出版基金。 黄勤把丈夫的80万遗产捐给了浙江大学,成立了一个出版基金。 之后,结合自己的经历,我开始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老年人买保健品的问题。我把这些都写进了《心理健康活百岁》一书里。 2014年,我出版了这本书,书中对老年保健用品提出了质疑。直到今年四月初,广州一家媒体看到了我的书,上门采访我。 我没想到要出名,我愿意站出来说自己的经历,对保健用品提出不同意见,是因为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,青岛一个老人四年倾尽积蓄购买近10万元保健品,最后跳海自杀了。 老人依赖保健品,一是相信保健品有用,二是对推销保健品的人有种情感依赖。我不反对保健品本身,我知道,健康产业,也是国家要发展的产业,很多人要靠这个吃饭,并且有些保健品确实是有些作用的。但我反对操作保健品市场的人,让保健品价格虚高,产生暴利。这就造成了对老人的二次伤害。 我对于保健用品的观点,是如果确实有效果,价格适中,可以买。但反对人为操作的暴利。建议子女理性干涉父母购买保健品的问题,子女可以通过咨询,了解到保健品的真实效用,合理价格后,决定是否购买或为父母代买。另外,建议子女多与父母交流感情,以免推销保健品的人趁虚而入。 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,我女儿劝我,别再接受媒体采访了,小心做保健品的人打你。我说我不怕,我做的正能量的事,我觉得经过媒体这么一曝光,是有效果了。 我去街上转,发现发保健品广告传单的人少了。 广州一家主流媒体也发表评论,《对“保健品坑老”要“零容忍”》,我觉得自己的呼吁起了作用。 我做这个事情,不光是要告诉老年人,怎么对待保健品,也想提醒,这个社会该怎么对待老人,子女怎么对待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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